1941年5月的重庆，防空警报撕裂了山城的天空。日军飞机如蝗虫般压境，炸弹倾泻而下。在渝中区文化街附近，姜遗福的奶奶和姑姑在慌乱中，躲到了一座旱桥下。一颗炸弹落在桥边，弹片飞入，桥下十几条生命瞬间消逝。这，只是重庆大轰炸漫长岁月中无数家庭悲剧的一个缩影。
2026年3月26日，由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组织的中国民间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议院会馆，与日本政府展开对话。三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姜遗福、侯岩琳、钟传凤，分别讲述了各自家庭在轰炸中的惨痛遭遇。他们共同的诉求清晰而坚定：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正式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然而，历史的伤痕尚未愈合，现实的警钟已然敲响。日本右翼势力日渐猖獗，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部署进攻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令人不寒而栗。历史不能遗忘，遗忘就意味着背叛；真相不能篡改，篡改就意味着战争可能重演。正是这份对和平的珍视，让这些白发苍苍的遗属们远渡重洋，执着地发出正义的呼声。
近日，观察者网与这三位受害者遗属展开对话，听他们讲述重庆大轰炸当年的血与泪，感受那份跨越八十余年的历史伤痛，也一同思考：铭记历史，对于今天守护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作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这场灾难给您和您的家庭带来了哪些具体而深远的影响？从您祖辈、父辈的亲身经历，到您这一代对历史的认知与传承，这场战争创伤是如何在家庭内部被铭记、被感受、又被延续下来的？
姜遗福：那是1941年5月3号，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当时我奶奶和姑姑，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和姐姐，父亲一家人住在渝中区文化街附近。平时轰炸的时候，一拉警报，他们就在附近一个小防空洞里躲着。但那天航空警报来得特别急，我父亲和我二伯在外面打工不在家，我奶奶和姑姑就跟着邻居去防空洞避难。
第一轮轰炸过后，因为洞小人多，空气太浑浊，大家就都出来透透气。结果刚出来，第二轮空袭又来了。人群一下子就慌了，拼命往洞里挤。结果，我奶奶和姑姑没挤进去，情急之下就跑到一个旱桥下面躲避。这时日本飞机已经临空了，炸弹扔下来，有一颗落在桥旁边，弹片飞进去，躲在旱桥下面的十几个人全被炸死了。
我父亲和二伯回到家，发现奶奶和姑姑没回来，惊慌失措地跑到太平间去找，找到了她们的尸体。那时他们俩都还是小孩，一下子母亲没了，就成了孤苦伶仃的两个人。家里实在没什么力量，靠邻居们捐了点钱，才把奶奶的遗体抬回老家遂宁。从重庆到遂宁，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把奶奶安葬在老家附近，算是尽了孝道。但因为经济条件太差，姑姑的遗体只能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集体处理了。
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内心伤害非常大。他这一辈子都活在重庆大轰炸的痛苦里，那个坎始终过不去。
日军轰炸重庆留下断壁残垣
钟传凤：1939年日军轰炸重庆时，我父亲已满8岁，曾亲身经历并目睹了日军大轰炸重庆的惨状。他一生都无法忘记，日军无差别轰炸给我们家庭和他自己带来的深重灾难，给千千万万重庆市民造成的重大伤亡和财产损毁。
1939年5月4日下午18点前后，日军飞机在江北城投弹，致使家中房屋被炸，财产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祖父祖母听到防空警报，带着父亲躲到防空洞逃过一劫。而怀有8个月身孕的姑姑钟守珍，因行动不便滞留家中，不幸被日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太阳穴。
姑姑被炸身亡后，父亲和祖父母、姑父一起，将她掩埋在江北永平门棺山坡。姑父唐兴发由此忧郁成疾，仅仅隔了两年，便在1941年忧虑中含恨死去。
1939年7月到8月，祖父母八方筹资，在原址上重建了家园。刚建好不久，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大轰炸中，我们家再一次遭到炸毁。父亲站在被炸家园现场，望着一片废墟，放声大哭，祖父母却悲愤难言，欲哭无泪。父亲说，此情此景，他是永世难以忘记。
重庆市民清理废墟，重建家园
姑姑被炸离开人世后，姑父忧郁成疾而病逝，家中少了两人的收入。祖父母尽其所能筹资重建家园，其中一段时间全家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曾在多家寄宿，多次向多人借贷建房。祖父在民生轮船公司拼命工作，祖母除操持家务外，还帮江北政府洗衣洗物，赚取维系家庭的微薄收入。战争期间家家自顾不暇，当年谋生的艰难可想而知。
日本军队，在1938年10月到1943年8月近5年间，出动飞机9500多架次轰炸重庆，据统计投弹21500多枚，炸死我重庆市民达11800人以上，炸毁房屋达17600余幢，近半市区成为废墟，当时人民苦不堪言。据《江北区志》所公布的统计数字，仅江北区被炸灾民即达1059户。
父亲生前常说，他是重庆大轰炸中被屠杀者的亲属，又是直接受害者，他发自内心地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憎恨实施重庆大轰炸的日本军队。直到父亲逝世，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他心灵上的创伤都一直没有愈合，他的内心一直在承受日本侵略军无差别轰炸后带来的痛苦折磨。
侯岩琳：我外公危永庄当年死于重庆大轰炸，我外婆一直到死身体里都还有弹片。母亲家里被炸成一片废墟……而这些事情，在我母亲危昭平参加对日诉讼之前，我们都不清楚。母亲一直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但由于特殊原因，也没有对我们提起过。
后来，我们知道了外公当年遇害的全部情况，也理解了母亲执意参加诉讼，并不顾年迈体弱三次赴日的心情。她最后一次参加诉讼活动，是2015年二月的一审宣判。当时她行动已经不是太方便了。我们参加完游行以后，她的腿严重肿胀不能够正常走路，就自己一个人待在酒店里，一直到回国。同年六月二十七日，母亲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观察者网：除了您的家人以外，在您接触或听闻的案例中，重庆大轰炸给普通民众还带来了哪些深重的苦难？
姜遗福：在我参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维权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受害者的材料。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受害者的遭遇是非常残酷、非常悲惨的，尤其是轰炸对他们后续生活的影响。
举个例子，有个叫赵茂蓉的人，日本飞机把她的头部和脸部炸得稀烂，尽管她幸存了下来，但整个人的半边脸都没了。因为这点，她的生活受到了很多歧视。她的孩子会因为这一点被学校里面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开玩笑。对此，她内心的痛苦非常深。
姜遗福的父亲（左）和赵茂蓉（右），如今二人均已逝世姜遗福供图
再比如，我们那边有一位陈桂芳老人。当年她只有五六岁，一次轰炸中，父母全被炸死了，她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陈桂芳在战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全靠街坊邻居接济。今天在这家吃一顿，明天去那家吃一口。邻居们在街上给她搭了一个小棚子，她就住在里面，基本过着流浪一样的生活。靠着各户人家施舍衣服和食物，才活了下来。后来在她大概10岁的时候，经邻居们帮忙，她被推荐到一个纺织厂，才算慢慢有了着落。
当年轰炸时，她自己头部也受了伤，至今还有弹片还留在脑袋里。因此，睡觉对她而言变得很困难，并且人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过了几十年，她成了家，有了孩子，后来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去医院拍片子才发现大脑里还嵌着一块弹片。就是这块弹片，折磨了她一辈子。
还有一个叫王西福的。他父母原本在上海做生意，日本占领上海后，一家人逃难到重庆，开了一家小餐馆。结果轰炸时，父母在避难中被炸死，他成了一个流浪儿。靠着在街边捡东西吃、在饭馆门口帮帮忙、别人剩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勉强活了下来。后来，人们都管他叫“重庆三毛”。他一直这样混到十几岁，解放后参加了工作，才慢慢成了家。
这些都是重庆大轰炸当中非常惨痛的例子。
观察者网：您是如何走上对日索赔这条路的？期间，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姜遗福：2002年左右，一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到了2006年前后，我们和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接上了头，之后就逐步走上了对日索赔这条路。
到2006年大家组织起来时，我父亲作为受害者，整理了起诉材料，通过日方递交给日本法院，成功立了案。但2008年，我父亲因年迈多病去世了。之后，我就继承了这个案件。2015年一审宣判，我们不服，上诉；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原判；我们再上诉，2019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们的上诉请求。
但是，一审、二审的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日本当年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事实成立。也就是说，日本承认有这回事，那么轰炸造成的这些受害者的事实，按理说也应该承认，应该产生赔偿。可日本政府就是不赔偿，也不谢罪，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国家无答责”——就是说，战争中有故意伤害，也有无形的伤害，他们认为国家没有这个赔偿责任。实际上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打击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军事力量，原则上不应该针对平民。可重庆大轰炸不是针对军事目标的精准打击，而是一场战略性大轰炸，是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
另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府确实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是国家层面的放弃。而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那是实实在在的个人伤害，应该另外算。日本政府拿国家放弃赔偿来拒绝民间索赔，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日本法庭对我们的判决，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人道主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法律本应出于良知、彰显正义，可这个判决承认轰炸事实、承认加害行为，却既不谢罪也不赔偿，既缺良知也不正义。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斗争下去。
3月2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姜遗福（左边的站立者）向日本政府代表发出质询。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供图
侯岩琳：从2006年3月第一次提诉，到2019年12月，这场跨国诉讼走完了全部程序，以不支持原告谢罪、赔偿的诉求结束了。来自重庆市、成都市、乐山市、自贡市、泸州市、松潘县共188名受害者成为了这场规模最大的跨国诉讼的原告。我母亲危昭平就是其中之一。
在与日本朋友交流沟通时，他们过去只知道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情况，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重庆大轰炸”，并且这是日本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
多次赴日参加诉讼活动，与日本民间爱好和平人士交流很多。第一次赴日参加游行活动时，一位日本女士看见我泪流满面，抱着我一起痛哭。她说她为自己的前辈对我们犯下战争罪行感到耻辱，她向我表示支持我们的跨国诉讼。出庭以后，她一直陪在我们身边，并且一定要请去东京参加诉讼活动的成都车蓉母女俩、我和陈桂芳一起吃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
用图画表现东京大轰炸的星野女士，在与我交流时说，原来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现在了解这段历史以后，愿意用自己的画笔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日本一些议员和知名人士，也托一濑律师给我们带来了书面材料，表示支持我们对日索赔诉讼。
提出诉讼的同时，中日双方的法律专家、历史学者、社会友好人士，进行了大量的档案查阅、整理、搜集工作。特别是日方空战战斗详报，本来收藏于日本战史部。为了诉讼的需要，日本法律专家克服了借阅手续繁琐、复制费用昂贵等困难，收集并运用了包括诸如日机投弹弹着点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观察者网：随着时间流逝，许多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过世了，这对于对日索赔议题有哪些具体影响？您认为这条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具体目标？
姜遗福：现在我们这个原告团里，能够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的，就只有陈桂芳和粟远奎两位老人，一位93岁，一位94岁。那时候他们在轰炸中受害时，虽然年纪很小，但亲眼看到过当时的惨状。还有几位现在87、88岁，但那时候年纪太小，虽然人在现场，其实对当时的场面没什么记忆，都是后来听家里的老人讲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慢慢地，重庆大轰炸这件事就要变成历史了。等这一代老年人走完了，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我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对日索赔的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在组织材料，了解了很多受害者的遭遇，经过非常惨烈。日本侵略者的非人道的行为，必须予以谢罪和赔偿。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对日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偿，最终目的并不是非要拿到多少钱，而是要制止战争再次发生，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战争的残酷性我们都知道，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战争依然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萌芽，高市早苗内阁紧跟美国，部署了很多对准中国的导弹，完全可能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这是很可怕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用我们有生的力量尽量制止战争。
钟传凤：日本至今仍然矢口否认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悲痛和苦难，对重庆大轰炸的事实认定和责任追究至今尚未进行。我父亲生前严正要求日本政府能像德国政府那样，对战争的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说，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
父亲生前坚信，日本政府理应对重庆大轰炸时的受害者给予真诚的谢罪和赔偿，真正承担《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责任。
不然，我们这些无辜遭受侵害者，对日本人的憎恨之情就不会得以消逝，并将一代代留存下去，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愿望只会是一纸空谈，根本就不会得以实现。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唤起公平正义的良知，认真倾听战争受害者的心声。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国家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已经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然而，我们看到日本右翼势力仍然猖獗，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抬头，妄想继速危害世界，这是我们所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作为受害家庭的后代，我们坚持伸张正义的呼声，必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3月2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侯岩琳（右）与钟传凤（左）在东京向日本政府代表发出质询。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供图
侯岩琳：身边凡是知道我参加了这个跨国诉讼的朋友们经常关切地问我，结果怎么样啊？能够得到赔偿吗？在知道不能够得到赔偿的答复后，他们说，这不是白白花了钱，浪费了时间、精力和体力吗？
十四年的辛苦，两代人的付出，难道真的是一无所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这场跨国诉讼的重要成果就是：日本各级法院用判决书等文字资料，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事实固定下来了。我们跨国诉讼的诉求中，既有承认事实，也有谢罪赔偿。法院确认了日本当年对重庆进行了无差别轰炸的事实，虽然没有支持我们要求谢罪、赔偿的诉求，但是用法律文件确认了这段历史。
跨国诉讼非常艰难，一路走来，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很多亲历者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就连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日本朋友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仍然在坚持的亲历者们，都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甚至我们这些诉讼主体的继承人也都是老年人了。
但是这段历史的传承需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这也是这次我们来到日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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